2017年春节，杨漪初次到访缅甸金三角核心城市大其力时，她说她仿佛经历了一场时空转换。
从泰国前往缅甸，在泰国美赛口岸左侧出境，一切公事公办。走到友谊桥中段，从靠左行改为靠右行，时空巨变。桥的另一端是缅甸大其力口岸移民局，工作人员让她到办公室等候。一位工作人员一边吃饭一边翻看她的护照，对她上下打量，一番询问才放行。
进入缅甸，友谊桥两侧，杂乱地挤满了向行人拍手、吆喝的摩的司机和小摊贩，喇叭声不绝。口岸对面，赌场广告、打击毒品、贩卖人口、野生动物的宣传语交错出现。近处的环岛上，竖立着一块“金三角之城（TheCity of Golden Triangle）”的牌子。街边不时可以见到乞讨者，街角旁的流浪汉正拿着锡纸准备吸食海洛因。
(相关资料图)
这里显然是我们熟悉的一个文明、有序的社会之外的另一个世界。
杨漪是北京师范大学人类学博士后，也是少有的在缅甸、缅北“金三角”区域长时间田野调查的中国学者。为完成博士论文，她曾在2017年-2019年三次到访缅北核心城市大其力，总计长达16个月。
杨漪走过贩毒、聚众吸毒的区域，也见过当地人成为非法产业链上的一环。在她身边，有人曾欠下一身债务被赌场软禁；有人严禁家人吸毒，却纵容着他人吸毒；更有她的朋友，意外遭遇枪杀。
金三角是缅甸、老挝、泰国三国交界处的一片三角形地带，紧邻中国云南省西南部。杨漪调查的大其力，位于缅甸边境，经济活动活跃，是缅北相对繁华的城市。
“金三角”在过去几乎成为“毒品”“暴力”和“法外之地”的代名词。2021年2月缅甸军事政变后，政局陷入混乱，毒品经济又呈现激增势头。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数据显示，2022年缅甸的罂粟种植面积共计约4万公顷，同比增长约33%；罂粟产量预计为790公吨，是2020年的两倍。其他合成毒品（包括制作俗称“Yaba”和“开心水”的主要原料甲基苯丙胺片/粉，以及冰毒、K粉、摇头丸等）产量也在上升。
近三年来，电信诈骗也迅速涌入这片土地。起初，东南亚电信诈骗集中于柬埔寨南部一座滨海城市西哈努克港，但2019年柬埔寨首相洪森发布“禁赌令”后，这些非法产业四散各处。其中一大重要聚集地就是缅北。
绑架、拐卖、囚禁、殴打、强暴、勒索……一系列触目惊心的犯罪行为由电信诈骗衍生而来。有人误信高薪工作，有人被亲友欺瞒，也有人设法偷渡。中国人因各种原因来到缅北，企图逃跑、没有业绩、不服从管理，都可能遭致毒打，或被转卖到其他园区。
电信诈骗、毒品、赌博、人口贩卖、军火走私等非法产业，在这片区域积重难返。而这些产业往往又与当地的政治问题密切相关。
我们不禁想问，金三角，为什么会成为一片滋生罪恶的土地？非法产业横行的地区，是否如外界想象般危机四伏？当地居民如何在刀尖上讨生活，他们的财富如何与非法产业相连？他们的道德观念又如何在夹缝中被塑造、如何自洽？
杨漪可能是中国最适合回答这些问题的学者之一。在她调查期间，毒品和赌博生意很普遍，电信诈骗也显露出迹象。她的观察可以看作是缅北电诈故事的“前传”。通过她的研究经验，我们得以拨开云雾，在骇人听闻的都市传说之外，了解一个更接近真实的“金三角”，了解非法产业如何在这里生根、壮大、难以拔除。
这里永远不缺猎奇的故事，但在最初的惊奇、畏惧褪去后，杨漪发现，更多人也只是普通人，为了谋一份生计。她一直试图理解这里混沌的运行法则。
这是杨漪的田野故事第一次在公众媒体公开，此前她只在学术圈内做过分享。她谨慎地反复强调，缅北乃至金三角是一个复杂度极高的区域，一城之内，不同街巷间，或许都有迥异的生态。杨漪始终认为，她只窥得了缅北的局部真相。
以下是杨漪的自述（经编辑）：
无处不在的恐惧
我是云南人，小时候住在一个中缅边境的小镇上，从小就听说过“金三角”。在一些人的刻板印象中，云南常与偏远、落后、毒品贸易这些词联系在一起。但在云南，大家会把“锅”甩到缅北去，把那里视作万恶之源。读博士前，我从未去过缅甸，做博士论文给了我这个机会。
在大其力生活的每一天，我都有强烈的“活着”的感觉。
不知是否因为太焦虑，在最初到访大其力的两个月里，我始终觉得天空中弥漫着甲基苯丙胺（一种毒品，当地称为“Yaba”）的味道，大脑发晕。第一个月我的生理期没有来，推迟了大半个月，我想是因为当时我神经太紧绷了。
这和你在伦敦或纽约街头闻到大麻味的感受不同。在那里，吸毒的意象指向个人，闻到毒品的味道可能会下意识觉得只要加快脚步离开那个角落，就会重新感到安全。但金三角的毒品传达给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往往与当地的武装冲突、暴力事件、栽赃陷害等意象绑定在一起，你不得不时刻保持警觉。
我最初没有在缅北生活的经验，和很多人一样，对这片区域多是跟毒品有关的刻板印象，因此一个非常大的恐惧来自于被“下毒”。我有抽烟的习惯，但在第一次做调查的七八个月里，我一根烟也没抽，怕别人给我传塞着海洛因的烟；也不敢在外喝啤酒，怕别人往我的酒杯了下药。
现在想来是挺好笑的，这类事情实际从未发生。这里并非总有恶意相投，反倒是笼罩着一种人人都小心提防、心怀戒备的氛围。
我辗转通过亲戚介绍，安顿在一户华人家（化名鲁家）中，以他们的“远房亲戚”之名在大其力生活。鲁家是缅甸华人，1950年代从云南迁居缅甸。我们在此之前互不认识，他们也不理解人类学，或许至今也不明白我是来做什么的，只大概知道是来写论文。他们最初对我充满戒备，有些话不在我面前说，有些地方也不会让我去看。
我最开始仅在鲁家周围瞎晃悠，打牌、教孩子汉语、学做饭。慢慢熟悉后，他们才放下了戒心，认为我就是个傻姑娘，在大其力的生存能力为零，于是开始教我一些在缅北的“生存法则”。
鲁家三弟对我说，在大其力这种地方有“三不”：“一是不要随便走山上的小路，二是不要问别人是做什么的，三是不要问别人住哪里。”因为很多制毒加工厂藏着山里，大其力流传着很多这样的故事，一个人误闯了制毒工厂，人就没了。不要乱打听也是因为很多人在做相关的生意，避免被人误以为是眼线。
他们在我的脑海中画出了一副大其力的地图：一条主干道，几条人员密集的巷道，此外的其他街巷都是偏僻地带，不宜一个人前往。鲁家在大其力生活了十几年，依然谨小慎微，只和熟悉的人打交道，只去熟悉的地方。在他们的认知里，他们没有涉足过的区域，都充满了未知的风险。
鲁家大姐夫早些年也吸毒，后来戒毒很成功，他曾骑着摩托车载着我去看他过去买毒品和聚众吸毒的坟地。毒品交易地点在一条人迹罕至的山间公路边，从大其力城镇要骑一个多小时摩托才能找到。沿途我们有说有笑，还去参观了几个在山里的拉祜人、阿卡人这些少数民族的村庄，我并没觉得危险。但回到家里吃饭的时候，大姐夫才后怕地说，在山里穿行的时候，他心里不住地发毛。
有一次，我联系好在大其力开矿的中国商人，与他们一同进山。途中遇到一个中国人开的汽修店。店内悬挂着一张不明身份的男子照片，在佛像图片的下方。老板告诉我，这是“李老板”（化名）。李老板在大其力颇有势力，挂着他的照片，可以避免部分政府官员和小混混来找麻烦。
我逐渐意识到，大概在大其力的每个人都和我一样，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广泛的或有具体所指的、对恐惧的想象中。
与危险共生
鲁家有兄弟姐妹七人，其中五人生活在大其力。鲁三姐是家族的主心骨，她家2003年从缅甸当阳迁居大其力，经营一家游戏厅。其余家人或是在游戏厅里工作，或是经济上受鲁三姐的照顾。
游戏厅面积大约200多平方米，摆放着钓鱼机、老虎机等游戏机。说是游戏厅，实际上做的是赌博的生意。在游戏厅的隐蔽处有一间休息室，早期我是不被允许进入的。与鲁家人熟络后，我才逐渐了解到，那里实际是容纳顾客吸毒的地方。吸毒者有时会在游戏厅待上数日，休息室就是他们的庇护所。
游戏厅在缅甸是不合法的，如果有缅甸官员来检查，每月受贿于鲁家的地方警察就会提早来告知关闭游戏厅。这种贿赂，被鲁家称为“外交费”。鲁家三弟每个月都会在笔记本记录着每次打点警察的钱目，每个月要打点十几位警察，每位警察给1000-3000泰铢不等，而游戏厅工作多年的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仅为4000泰铢左右（在大其力，泰铢比缅币更通行）。游戏厅的生意一直较为稳定，休息室也让游戏厅的生意变得更好。
鲁家人回忆，过去有几年，大其力毒品生意非常猖獗，许多老板会来鲁家游戏厅赌博。有时，一个不锈钢的鞋架都不足以放下老板的赌资。在我做调查的期间，由于昂山素季（缅甸前领导人、原国务资政）领导的民盟政府对毒品打击力度比较大，游戏厅的生意也受到了影响，但一个月的盈利也有几十万泰铢。
这两年电诈行业在大其力遍地开花，“园区”一词已被当地人熟知，服务于电诈行业的生意也变得热门。由于电诈公司以中国人为主，相关的生意也多由当地华人承包。一个过去在鲁家人眼里是“蛀虫”、骗吃骗喝的亲戚，最近两年负责一个电信诈骗园区的食堂生意，每个月挣几万元人民币，算是发了财，反倒成了人们羡慕的对象。
鲁家的人告诉我，电信诈骗来后，大其力盖起了大批新房。本地人知道这阵风潮不会持续太久，“过不了几年，这些中国人又跑了，就是趁着这几年租金贵，赶紧一栋一栋建起来，一建好就租给人家做园区了。”因为中国人激增，大其力的中国商品、中国超市、中国餐厅、KTV也变多了，本地人租房、吃饭的物价也跟着上涨，从缅甸内陆到大其力打工人数也在缅甸政变后不减反增了。
在电诈园区，除了中国人，也有不少缅甸华人去做工。他们多是能说普通话、学过汉语拼音的年轻人，打字快，公司给他们发3000元-4000元人民币的底薪，外加诈骗到的提成。要知道，2023年缅甸团结工会还在争取普通工人的最低日薪从4800缅币（约合人民币11元）涨到10000缅币（约合人民币22元），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的工人月薪普遍也不过20万缅币（约合人民币400多元）出头。因此，不少缅甸年轻华人主动到诈骗园区工作。比中国人好的地方是，忌惮于缅甸华人的本地关系，如果他们不想干了，老板通常允许他们辞职。
我在大其力期间，结识了一位来自英国的NGO（非营利组织）创办人。很多当地人没有一技之长，只能从事比较基础的工作，他就给缅甸人培训就业技能，如打扫卫生、端茶倒水、做小生意等，还教简单的英语和泰语。他希望我过去教中文。缅甸人跟我打趣，说在大其力这样的边境城市，“会泰语你可以挣泰铢，会中文你可以挣人民币，会英文你可以挣美金，但只会缅语你就只能穷死”。
这些当地人经过培训后，实际上多是去赌场里做服务员、清洁员等工作。这家NGO想改变当地的现状，但没有办法生拔出一个新产业来，只能让他们在已有的产业中合理地挣一份钱。
当然，大部分人主要从事日常工作，大其力绝非只有“黄赌毒”。它是缅甸一座边城，有一座小城该有的样子，不过是非法经济与暴力的一面常被新闻报道，远方的人难以想象这里人们稀疏平常的日常生活罢了。
我第三次到访大其力期间，为了接触当地的非华人社会，我在一个市场中做了一段时间小贩，与在大其力谋生的缅人、掸人及印度裔、尼泊尔裔、孟加拉裔缅人等都有些交情。大其力是缅甸边境重要的贸易口岸，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就有不少商人来这里做生意，1988年缅甸开放边境贸易后更有大量人员到这里谋生。
他们最初以为我是有钱的中国老板娘，后来发现我和他们一样“穷”（笑）。他们给我推荐便宜的出租房，想把我介绍去服装店做售货员，还让我给他们的孩子教中文。这些人都是普通人，起早贪黑地做点小生意。在缅北被毒、赌、骗的阴霾之下，更多人只是在努力地活着。
模糊的道德观
在我做博士论文期间，一个引导我不断思考的问题是当地人道德观念。服务于非法产业的人们，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工作？如何能够在道德上自洽？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也没完全做好回答这个问题的准备。
在他们生活的环境中，赌博、毒品是不合法的，但没有形成一套“做这个东西罪大恶极”的舆论环境或者道德语境。对他们而言，这些都是谋生的手段，为了活下去，也为了一个家庭、家族。
一方面，鲁家经营着赌博的生意、为吸毒者提供庇护所；但另一方面，鲁家的父亲在过世前曾留下家训，要求子女不能吸毒、赌博，并告诫子女“又吹（吸）又赌，就是欺公灭祖”。
鲁三姐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她对我说，她知道游戏厅不是什么好地方，她不让自己的孩子去，自己平时也很少去。她的兄弟也受毒品之害、赌博之害，她斥责这些家人毁坏这个家，但又以纵容别人到游戏厅赌博、吸毒而挣钱。“大其力这个地方就是这样。我们一家人，有那么多张嘴等着吃饭。”鲁三姐说，“可能做什么都是为了这个家吧。”
人们的道德观念是以亲疏远近向外一层一层推展的。有一次，鲁家的一个熟人要进入休息间，鲁三姐没有阻拦。她给他的母亲打电话，告知了这件事，只说休息间里吸毒的人多。言尽于此。在鲁家人眼里，别人家吸毒，应该由别人家来管束，她们不会过多干涉。
在这个对赌毒泛滥容忍度相对较高的环境下，还形成了一种“反常识”的社会现象。我遇到过从云南瑞丽跑到大其力来戒毒的，这听起来非常奇怪，但有它的道理。在国内，“吸毒就是废人”的观念深入人心，吸毒者即使戒赌后也常被周围的人歧视甚至排斥，难以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有吸毒史者在孤独时可能会回到“毒友圈”。
而在大其力，吸毒的人很多，社会环境对尝试戒毒者相对宽容。只要他们愿意戒毒，这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戒毒后，亲戚朋友通常会重新接纳他。在这里，复吸是常态，若戒断成功就是极大的幸事。
在这里，毒品、赌博、诈骗等，似乎不过分与个人道德、公德等绑定为一体，更常被视作一门高风险、高回报的生意。我在大其力的一个熟人张哥（化名）曾在一个制毒工厂工作了半年，后来老板跑路了，为了养家糊口，他又辗转到泰国某地做中文导游。在中国，“毒贩子”与“导游”是风牛马不相及的职业，而在张哥的世界，这不过是不同的谋生方式罢了。
对于一些做毒品生意的人而言，会认为自己手里的毒品不是卖给周围的亲友的，而是卖给陌生他者的。既然有市场，那做这件事就是冒着风险去挣钱。这就像生产塑料袋的厂家不会觉得必须要为环境污染负责，而是觉得人们有需求，自己可以靠塑料袋盈利，那就生产。
做电信诈骗也是，他们诈骗的对象是陌生人，对于缅甸人来说，甚至都不是他们社会的人，所以他们较难共情。
我一位在缅北结识的朋友，她的丈夫是做甲基苯丙胺（一种毒品）的大师傅，由于长期接触化学制品而早逝。但他留下了一大笔钱，足够让一大家人衣食无忧地过一辈子。全家人都很怀念他。对于这位朋友的家庭而言，这位大师傅做了“危险的事”，而不是做了“坏事”。“危险”对应的是法律，“好坏”对应的是社会评价。
我的朋友偶尔感叹，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只是生前做毒品遭报应了，早早就“被老天收走了”。缅北的地方道德对毒品经济参与者的评价尺度与中国社会有较大不同，一个参与毒品经济的人不太被“那里”的社会排斥，在我们“这里”则人人喊打。“遭报应被老天收走”的命运感叹蕴含着对个体价值根本性的判断，在华人世界观里这种判断叫作“天理”。
我也很难解释清楚当地宗教信仰与道德观念之间的关系，其中有非常晦暗不清的部分。在缅甸华人中，信仰佛教非常普遍，华文学校常常是和佛寺伴生的。缅人、掸人等的佛教信仰氛围更是浓郁，但在有威望的佛寺中，也曾发生藏匿毒品的事。
我在大其力期间，曾经发生过一起当地很有威望的人被暗杀的事件。他做毒品生意，但也有合法产业，他帮助做采矿生意的中国人协调与当地军方、警察、民族地方武装力量和村民间的关系，出资建学校、修寺庙等等。在他死讯的新闻下，很多人评价，“这么好的大善人怎么被枪杀了”。
人类学中有“地方强人”的说法，一个人要成为地方强人，他既要有足够多的财富，但同时他也需要在文化层面上获得民众认可，以构建权威。而在缅甸边境地区，快速积累财富的方式往往与不合法经济紧密相连。
大其力的生存法则如此。在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中生存，人们总在寻求建立“庇护关系”。我依附于你、为你做事、支撑你的权威，你保障我和家人能生存下去。无论是黑白生意，在缅甸都讲究“跟对老板”，跟到一个好老板生活就算是有了较好的保障。
前面说到转行做导游的张哥，在疫情发生后他回到了大其力，跟了一个做毒品生意的老板。老板给他买了一块地、建了新房，几个月前他和家人从狭窄的出租屋搬进了宽敞的两层小洋楼。我曾问过他的妻子是否担心自己丈夫的安危，她只苦笑：“担心是担心啊，但是他不太会、也不想做其他的，没办法。”
一次她说，她生产时，交不起住院费，幸亏她丈夫“跑了一趟”赚了几万泰铢，她才得以顺利生产。这样的故事总让我五味杂陈。
讨论卷入非法经济中的人群的道德观念，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有与别人不完全相同的生活经验和道德体验，我很难以某个一以贯之的框架去概述这种复杂性。
在大其力，有不少人坚定地与毒品经济、赌博经济等划清界限，也有人在道德挣扎中选择离开赌毒行业。一位缅北的朋友向我转述，他身边做过电信诈骗的几位朋友主动离开了，因为不想骗人。当然，这两年国内打击电信诈骗力度很大，他们挣钱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
我认识的另外一位果敢赌场的管理人员，因身体抱恙需要做手术。我曾建议他可以就近去昆明治疗，但他坚持要去台湾。他对我说，从他进赌场的第一天，就知道自己去不了大陆了。他很清楚，自己做的事情在某个社会是不被允许的。
好奇、愧疚、失语
我第一次到访缅北时，曾有一种深深的愧疚感。
当时一位缅甸华人朋友家中做大米生意，他每个月要去给北掸邦军送军粮。出于对民族地方武装大本营的好奇心，我跟着他去了一趟。途中经过一个“吸毒村”歇脚时，这位朋友从村中朋友那儿拿了一小瓶海洛因给我“见世面”。我打开瓶盖，正准备闻一闻，朋友立刻制止了我。原来这是不能闻的！我吓了一大跳。
惊吓过后，原先多少有过的猎奇心转变成了一种失落与愧疚。对我而言，缅北的许多经历都是人生中的“第一次”，或者仅仅是多了些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对我面对的这些人而言，这是他们真正的生活。
人类学家热衷于把经验提炼为理论，但在面对真实的生活时，理论充满了无力感。我们对这种无力感往往不够坦诚。
在我结束大其力的第二次调查回到上海后，接到了来自大其力鲁家的一条语音。“阿漪啊，我跟你说一件事，你不要害怕。”对面的声音很平静，“上次我们一起去山上搞烧烤的那个卖猪肉的老杨哥，被人用枪打死掉了。”
那是我做金三角研究期间，唯一一次我的朋友因遭受枪击而亡。我还记得，老杨哥总在来鲁家送猪肉时顺便打几把牌，打牌时还时常拿我来打趣。后来我通过当地新闻才得以了解到事情经过。老杨哥是被误杀的。一群小年轻去找人寻仇，老杨哥恰巧驾车经过，小年轻以为老杨哥是对方派来的杀手，慌乱中向他的车开了七枪。
这是一个意外，但发生在缅北就成了不太意外的“意外”。小年轻们遇到自认为的不公，几乎不会想到寻求法律帮助，也难以寻找道德权威主持正义。在一个人们难以获得合理裁量的社会里，恐吓、报复、寻仇成为了寻求公平、疏解愤恨的方式。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中，小年轻看到旁边经过的车辆，才会第一反应是仇家派了杀手。
后来，我再度回到大其力，没有人再主动提起老杨哥，这仿佛成为了一种默契。我主动问起的时候，有的人说“可怜得很”，也有人说，“人家把这里叫作金三角，人死了就是死了，有什么办法呢？”
最初对大其力的新奇感早已在走近它的过程中逐渐褪去，在努力以理解去探索这个社会的运行机制的过程中，让我惊讶的时刻越来越少，倒是越来越能在分散的事物中找到联系了。
不过，我依然总是被一种巨大的失语感笼罩着。田野调查中有太多碎片化的、不确定的信息。金三角是如此混沌、复杂，没有人能帮我做判断。我也不知道如何对没有到过大其力的人讲述我的观察，因为那很有可能落入“金三角危险吗”的反复追问中。我期待能尽快再回到金三角去，带着更多的线索与疑问去。
缅北的非法产业与当地的政治生态休戚相关。持续数十年的内战，缅军政府与少数民族武装势力的纷争此起彼伏，非法经济也层出不穷、难以遏制。2012年湄公河惨案主犯糯康被抓、其民团被缅甸国防军收编为边防部队，表面上看政府对这一区域的非法经济管控能力更强了，但实际上是变得更加碎片化，力量分散，打击难度变得更大。
在大其力，除了缅军，还有佤邦联合军、掸人民兵、拉祜民兵、阿卡民兵等，不同地方势力有各自的地块，并涉及不同生意。2021年缅甸发生政变后，大其力的毒品生意再次繁荣起来，电信诈骗园区“遍地开花”，一些大型园区的运转与地方势力的庇护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电信诈骗园区比毒品更让本地人恐惧。除了让当地物价飞涨外，园区内的暴力事件也在大其力传开，甚至发生多起中国人在街头打骂、捆绑中国人的事件。出现了很多本地人也看不明白的新型暴力与混乱，人心惶惶。前段时间，鲁家人联系我时还严肃地说，“下回再来大其力，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在街上乱走乱逛了，现在大其力很危险。”
缅甸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即便只在缅北区域，我也只是在某些层面上了解大其力的几个碎片。大其力是一个多权威交叠的区域，尽管受缅政府管控但各种政治势力盘踞与此，没有哪方力量占绝对优势，各地、各族群的人在此谋生，城市社会显得活跃而混杂。
这与缅北（中缅边境）的果敢、佤邦等缅北特区不尽相同，这些特区由单一地方权威主导管控。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对缅北不同边境区域做比较研究，讨论不同边境城市的模型。也希望有机会到缅甸内陆区域做研究，理解复杂的“主流社会”与理解复杂“边境”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2019年5月，我从缅北调查结束回到上海，坐在出租车里望着窗外的高楼、街道与行人，陌生感与熟悉感同时袭来。我本来不太喜欢城市，那一刻突然觉得——大城市真好啊。
（来源：财经十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