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业近30年，产科医生顾蔚蓉注意到近年来临床上的一个现象：伴随低生育率的出现，临床上高龄产妇（备注：年龄35岁以上）比例在明显增加，合并症的风险也在不断地增加，“这也是国内诸多大型产科医院面临的主要问题，对我们的接诊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顾蔚蓉是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产儿部主任，这家医院也是上海三家三甲产科专科医院之一。近年来，在这里，高龄孕产妇已占据20-25%。而在2011年，这一比例大概在11%，这意味着10年来几乎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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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产妇10年来几乎翻了一番
5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在产科专家门诊中，顾蔚蓉总共服务了15名孕产妇，其中30岁以下的仅有3个，高龄产妇却有8个，最高年龄者达到40岁。
“从临床上来看，女性生育第一个宝宝的年龄相应有所推迟，30岁以下生育一孩的人过去多，现在少了。”顾蔚蓉表示，这一情况或与现在大家的生育意愿有关，或是受到国家生育政策影响，如果一孩生晚了，二孩、三孩政策开放了之后，生多孩的年龄则会更晚，高龄生育的风险也就会多了。
顾蔚蓉进一步表示，在该院高龄产妇占比20-25%。而在2011年，这一比例大概在11%，这意味着10年来这个比例几乎翻了一番。
高龄生育可能存在哪些风险？顾蔚蓉举例说，拿子痫前期来说，这是一种在孕20周以后出现的妊娠并发症，会增加孕产妇及胎儿死亡风险，而糖尿病、高血压、肾脏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等这些都是子痫前期的高危因素，后者严重危害母婴健康。
顾蔚蓉表示，人类随着年龄升高，通常血管壁细胞弹性下降，高龄产妇更容易患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脏器激素分泌功能减弱，怀孕期间摄入大量营养可能导致高血糖、糖尿病等症状。此外，高龄生育导致早产、流产、胎儿窘迫、产后出血等风险也大大增强。
顾蔚蓉还提及，年龄增长是生育力下降最不可抗拒的因素，高龄生育也必然会导致不孕不育的比例增高，辅助生殖的比例也会升高，因此，孕期的监测显得更为重要。
顾蔚蓉遇到过一名高龄产妇，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受孕，怀上双胎，但在孕中期通过糖耐量检测，被诊断为妊娠期糖尿病，“之前她没有感觉到自己有什么特殊的症状，好在通过检查手段可以及时被发现，进行相应的饮食和运动干预，同时因为高龄及双胎，她又是子痫前期的高风险人群，需要口服阿司匹林进行预防。”
高龄产妇安全和健康如何保障？
针对当前高龄产妇数量比较多，如何保障其安全和健康这一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宋莉在2021年4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就中国妇幼健康进展成效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上表示，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部署实施了以保障母婴安全、进一步预防和减少孕产妇和婴儿死亡为核心的母婴安全五项制度，从制度层面上进一步强化对孕产妇和新生儿的安全保障。
据宋莉介绍，母婴安全五项制度包括妊娠风险筛查与评估制度、高危孕产妇专案管理制度、危急重症救治制度和孕产妇死亡个案报告制度，以及重点地区的约谈通报制度。母婴安全五项制度实施以来，取得了显著成效，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持续降低。
宋莉提到，通过开展妊娠风险筛查与评估，能够尽早的按照风险的不同程度对孕产妇进行精准、精细的分级管理。按照不同的风险程度，进行五色标识和精细化管理。低风险标记为绿色，有一定风险为黄色，较高风险的标记为橙色，高风险的标记为红色，有合并传染病的为紫色。“在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看到这样的五色分类的精细化管理，就可以有针对性的按照风险的程度分级分类管理，风险程度高的孕产妇，尽早地转诊到上级医疗机构进行及时的干预和救治。”她说。
针对高风险人群，宋莉指出，需严格进行高危专案管理，特别是强化各地要进行专人专案全程管理、动态监管和集中救治，努力做到发现一例、登记一例、报告一例、管理一例、救治一例。
此外，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危重孕产妇和危重新生儿的救治网络。目前，全国各省（区、市），每个省都有至少若干家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市县至少有一家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形成了各省、区、县，上下联动、有效运转的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网络。
对于孕产妇死亡个案这一情况，宋莉表示，国家卫健委严密监测和分析，建立直报机制，要求2日内报告辖区县级妇幼保健机构，组织专家第一时间进行问题的查找。
同时，对孕产妇死亡率呈现升高态势的地区，及时派出专家组给予针对性的指导，对于个别地方任务措施落实不力，有工作滑坡的地区及时进行约谈和通报，全力进行孕产妇的安全管理和救治。
“‘十四五’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继续以巩固落实母婴安全五项制度为核心，启动实施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将更加关注孕产妇心理、生理、遗传、营养等全方位的健康，更加注重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提升，更加注重提供温馨、便捷的人文关怀和有温度、有情感的医疗保健服务，切实增强广大孕产妇和儿童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宋莉说。
（图源网络综合@长江云新闻、湖南日报、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