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佗（？—208年以前），又名旉，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县）人，东汉末杰出的外科学家。他曾游学于徐州一带，通晓各种经书，喜爱医术和养生之学。华佗的医学知识非常渊博，通晓内、外、妇、儿、针灸等科，尤精于外科、针灸和医疗体育。他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提倡外科手术治疗，治疗疾病的思想具有精纯果敢的特点，治疗手段多样，处方用药不过数种，施针取穴不过数处，即能取得很好疗效。他性情爽朗刚强，不图名利，对于那些耽于功名利禄的人嫉之如仇。他曾先后拒绝太尉黄琬征召他出任做官和谢绝沛相陈珪举他为孝廉的请求，只愿做一个平凡的民间医生，以自己的医术来解除病人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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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曹操患有“头风眩”（有人解释为三叉神经痛），屡治不效，闻华佗医术超群，便差人请他为自己治病，华佗给予针灸治疗迅速得效。操非常高兴，便强留佗做他的侍医。华佗不慕名利，当然不愿以自己的医术为曹操一人服务，便托词归家，并以妻子有病为由，几次延期不返。曹操大怒，派人查访，说：若情况属实，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若是虚诈，便拘捕押归。华佗既已借词脱身，犹如出笼之鸟，岂肯再返，于是被逮捕入狱治罪。由于华佗坚持不肯做曹操侍医，操恼羞成怒，要杀死华佗，此时谋士荀彧谏操曰：“佗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含宥之。”曹操不从，最后华伦这样一位杰出的医学家终被曹操所杀害，后世医人无不为此扼腕而叹！其后曹操爱子曹冲病重，操亦后悔说：“吾悔杀华佗，令此儿疆死也。”由此可见当时医生社会地位的低下及受到统治者迫害的情况。
华佗行医足迹遍及今江苏、山东、河南、安徽部分地区。经他治疗的病人很多，他深受广大人民的热爱和尊崇，人们赞扬他为神医，在民间也流传了不少生动的故事。史料记载华佗著有《枕中灸刺经》等多种医书，均佚。《中藏经》是后人托名华佗的作品。华佗有弟子三人：樊阿，彭城人，善针术；吴普，广陵人，著有《吴普本草》；李当之，长安人，撰有《李当之药录》。他们对后世医药学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
华佗在医学上的杰出成就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外科方面，他创用酒服“麻沸散”，全身麻醉，进行腹腔肿物切除及胃肠切除吻合手术等，并获得较好的效果。我国外科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周礼》记载的医学分科中，已有外科医生即“疡医”，负责治疗疮疡、肿疡、外伤和骨折一类的外科疾病，说明当时外科已发展到一定水平，否则不会有专科医生的出现。在《内经》中，对外科病的诊治已有不少的宝贵论述。《列子》一书还记载有战国时扁鹊就曾为病人进行过较大的手术。到三国时期的华佗由于发明和掌握了麻醉术，其手术治疗的范围也有所扩大，外科手术的技术和疗效也有了提高。据《后汉书·华佗传》记载：“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即醉无所觉，因刳剖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积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这段记载虽然文字不长，给人的印象却十分深刻，它确切告诉我们，华佗曾熟练运用“酒服麻沸散”的麻醉术，做过腹腔肿瘤摘除术和胃肠部分切除吻合术。华佗的手术麻醉效果较好，技术较精巧，这样的手术，即使在今天，仍然还算是比较大的手术。而且其手术的缝合刀口四五天即愈，这与现代在无菌操作下的手术刀口愈合期一致，说明当时是很讲手术清洁的，其所记载的神膏，也很可能是一种良好的消毒药膏，所以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华佗的这种全身麻醉手术，在我国医学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在世界麻醉学和外科手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华佗被后世尊之为“外科鼻祖”，确实当之无愧。
这里特别提一下麻沸散的问题。大的外科手术，能否顺利进行和取得成功，和麻醉是否理想关系密切。华佗在1700年前，之所以能成功地进行这样高明而成效卓著的腹腔外科手术，是和他已经掌握了麻醉术分不开的。华佗的麻醉术，是用酒冲服麻沸散。酒本身就是一种常用的麻醉剂，即使现代，外科医生还有应用酒进行麻醉的，华佗创造性地应用酒作临床麻醉剂，在世界医药发展史上也是突出的贡献。但更令我们关切的是他发明的全身麻醉剂——酒服麻沸散对后世影响颇大，还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如《世界药学史》的著者西欧鲁氏说：“阿拉伯医家知用一种吸入的麻醉剂，恐从中国人学来，称为中国希波克拉底的华佗，很精此种技术。”可惜的是，麻沸散的药物组成早已失传。这是因为，华佗以终生心血所总结和撰写的医学书籍，已经不存在了。为什么会散失呢？有这样一个历史故事：华佗在狱中被曹操杀害前夕，曾“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强与，索火烧之”（《后汉书·华佗传》）。而且家中即使尚有其他藏书与著作，恐亦难以逃过抄没之灾。加之《后汉书》与《三国志》两部史书关于华佗的传记中均未记录麻沸散的药物组成，而且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宋明等一千多年的医籍包括外科专著，也不曾有此内容，只是有一些推测、托伪之说。如认为麻沸散可能和宋代窦材、元代危亦林、明代李时珍等所记载的睡圣散、草乌散、蒙汗药相类似；其主药，有认为是乌头、附子的，有认为是《神农本草经》中之麻贲的，有认为是洋金花的，等等。关于后一种药，窦材的《扁鹊心书》（1146年）记有用睡圣散作为灸治前的麻醉剂，其主要药物是山茄花（曼陀罗花）；14世纪危亦林的正骨手术麻药草乌散等，也是以洋金花（即曼陀罗花）为主配成的。日本外科学家华冈青州，于公元1805年使用曼陀罗花为主的药物作为手术麻醉剂，被誉为世界外科学麻醉史上的首创，实际晚于我国几百年。半个世纪前，张骥《后汉书华佗传补注》记有“世传华佗麻沸散用羊踯躅三钱，茉莉花根一钱，当归一两，菖蒲三分，水煎服一碗”一段文字，同时在上海印行的《华佗神医秘传》也收载此方。香港中外出版社重印了这部书，当然也有相同的麻沸散处方。然而无论上海印本或香港印本都是伪托的，《华佗神医秘传》中的麻沸散处方也不能说是华佗的。因为，时隔一千七百年如何失而复出，该书并未作出一点令人信服的说明。总之，华佗的麻沸散之药物组成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尚待我们进一步考证。
关于华佗进行过上述外科手术的事迹，曾有过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在当时不可能做那样的手术，甚至否认华佗的存在，说华佗是神话；有人对国外更早一些的外科手术的记载都承认，但对华佗的事迹却不承认；近来国外有的学者也著文认为，当时进行这类手术是可能的，正因为可能，唯其中国人做不了，因此华佗是外国人，是来自古波斯或古印度的人，真是奇怪的逻辑。如果我们认真探索一下中国外科学的发展史实，就会看出上述种种看法都是不正确的。尽管当时手术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失败率也可能较大，但华佗做过这类手术是确定不疑的，有关史书的记载是可信的。试看《后汉书》与《三国志》中对手术步骤、手术当中的具体要求及术后护理等的描述，都是比较合理而正确的，《后汉书》与《三国志》的作者都不是医生，绝不可能虚构出如此确切的一些病例，应该是根据事实的翔实记载。同时，两部史书及其演义中尚有其他一些有关手术的记载，如司马师目上生瘤，医师为之割去；关羽左臂中箭毒，医师为之刳肉刮骨等，说明东汉、三国时在麻醉下进行手术并非罕事。另一方面，其后六朝隋唐时有关外科手术的记载更为精确，表明其时我国外科手术有了更高的水平，而如果没有从汉晋以来的一个学术上的继承发展关系，那是不合逻辑而无法理解的。总之，华佗在我国外科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否认的杰出的成就，从而成为后世外科医家的一面旗帜。华佗在医疗体育方面也有着重要贡献。他主张进行体育锻炼，提倡体育疗法，以增强体质，防治疾病。《后汉书·华佗传》记载他教导弟子吴普的一段话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播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径鸱顾，引鞔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我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体轻便而欲食。”可见华佗养生和益寿延年的学说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他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优良的“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预防思想，矫正了往昔只重单纯治疗的观点，并否定了秦汉时逐渐风起的方士服石以求长生不老的做法，提倡用医疗体育锻炼的方法防治疾病，延年益寿。他在继承古代气功导引的基础上模仿五种动物的活动姿态所创制的“五禽戏”，开创了我国医疗体育的先例，对后世影响颇大，而且在中国体育史上也具有相当地位。华佗本人由于通晓和实行这种积极而健康的养性之术，故“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其弟子吴普仿行他的锻炼方法，年九十余岁还耳聪目明，齿牙完坚。时至今日，华佗所倡导的积极而适当的锻炼思想与方法，仍是值得我们继承和进一步研究的。
华佗在疾病的诊治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技艺。他善于诊断，精于方药和针灸。在诊断上，华佗长于望诊和切脉，常通过病人面色和病态的观察而对疾病作出正确的判断，并正确判断出疾病预后的吉凶。试举一例：“盐渎严昕与数人共候佗，适至，佗谓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见于面，莫多饮酒。’坐毕归，行数里，昕卒头眩堕车，人扶将还，载归家，中宿死。”（《三国志·魏志》）此例甚似高血压中风症。在针灸方面，他取穴不多而疗效很好，其总结创用沿脊柱两旁夹脊的穴位，后世称为“华佗夹脊穴”，沿用至今。华佗在治疗中能贯彻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府吏儿（倪）寻、李延共止，俱头痛身热，所苦正同。佗曰：‘寻当下之，延当发汗。’或难其异，佗曰：‘寻外实，延内实，故治之宜殊。’即各与药，明旦并起。”（《三国志·魏志》）从中不难体会出其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与仲景之论证是一脉相承的。华佗重视民间医学，治疗寄生虫病的经验也很丰富，并对某些寄生虫病的病因有较正确的认识。如他曾用“卖饼人”的“萍齑”（捣碎的小蒜）治愈寄生虫病患者；认为广陵太守陈登所患肠胃寄生虫病系因“食腥物所为也”。华佗还精通妇儿科疾病，从下面所录精彩病例可见一斑：“有李将军者，妻病，呼佗视脉。佗曰：‘伤身而胎不去。’将军言间实伤身，胎已去矣。佗曰：‘案脉，胎未去也。’将军以为不然。妻稍差。百余日复动，更呼佗。佗曰：‘脉理如前，是两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后儿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脉不复归，必燥着母脊。”乃为下针，并令进汤。妇因欲产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势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人形可识，但其色已黑。佗之绝技，皆此类也。”（《后汉书·华佗传》）华佗还认识到了哺乳妇女的体质对幼儿健康的影响。最后，引录一例很有意思的病例：“又有一郡守笃病久，佗以为盛怒则差。乃多受其货而不加功。无何弃去，又留书骂之。太守果大怒，命人追杀佗，不及，因瞋恚，吐黑血数升而愈。”这可谓我国最早见于记载的关于心理疗法的具体病案。
华佗对我国医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并且品德高尚，千百年来一直为医家们所称道，深受群众的推崇和爱戴，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和赞扬。
摘自《中国古代医学简史》
青海人民出版社
